一九五八年，我在武汉大学法律系读了一年之后不想读了，回到广州再投考刚刚筹办的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那年代版画(主要是木刻)有一种“革命”的光环，虽那一次新招的学生不多，便有雕塑系、国画系自愿转过来一些同学，潘行健是从国画系转过来的。一过来，他便是班长、团支部书记。我年纪小，他年纪更小，所以同学们都叫他“潘仔”。

　　“潘仔”年纪虽小，却在附中浸了四年，就是说，经过了四年的苏派素描与色彩的基础训练，那年代非常了得，非常了不得。那时，同学间流行一本苏联描写少年画家成长的书《初升的太阳》。在我看来，他们个个都是那位苏联少年画家的中国化身，而“潘仔”又是他们班的成绩尖子，用我们那时候特殊用语就是“又红又专”，而且，还有外人不知道的，他还是个文娱活跃分子，学院舞蹈队的演员。那真是个全面发展的“全能”，风头很足，好令人羡慕。

　　让我最羡慕的莫过他画素描。开始下笔还不见得怎么样，但慢慢地在错中改，改中错，橡皮擦过来擦过去，尤其表现希腊罗马古典石膏头像脑后面一绺绺卷发，虚虚实实、松松散散、有有无无中，效果极佳。总有一种好好向他学习的念头。

　　但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之间也常常喜欢互相抬扛，争论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吧：星期天有时到城里看场电影，回来后口痒痒，都喜欢发一下高论。那时大家年少气盛，非要争个高低不可，非要把对方说服不可。有时一整晚自习，就这么一来一去。多年之后才觉得世间万事万物，换个角度，看法就不一样。

　　他以全优成绩毕业留校当老师，专心致志地刻他的木刻，按部就班当教授、系主任、副院长。而我走向社会，学习民间艺术，凡是工作需要或者兴趣的都去玩一玩。他名正言顺地“版画家”，我七十年代末调回广州之后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家。

　　虽然我从版画系毕业后，再也没有做版画了。但版画毕竟是我个人艺术生成的根基，我庆幸早年选择版画。版画是个灵活画种，它让你学会不怕麻烦的工艺过程，不拘一格的手法，不墨守成规的活跃思维。小女儿上美院，我让她上版画系，当他的学生。后来连女婿也是出自他的门下。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沿着苏联那套走过来的，比如说要搞创作，便打起背包跑到遥远的地方去“体验生活”，然后根据生活所见所闻，以既定的正确的意识，筛选题材，用已被早先艺术史认定的“美”的原则构图，塑造老百姓所喜欢接受靓丽形象，整张画充满阳光喜悦的气氛，就OK了。62年他去海南文昌清澜巷，我去黎族地区，他创作出黑白木刻《队列》与水印木刻《椰林深处》，得了毕业创作的满分。那就是这一套创作方法的成效。此后，他还是继续沿用原来的创作方法创作出人们有印象的作品：《夜尽》、《啊!大海》、《母亲情》、《灯光》、《水乡世家》及《土地》等等。

　　到开放改革的新时期，在新思维新观念的激荡下，所有的人都被激活，大家都试图在“改变”。我注意到他这个时期写的文章，会上的发言，私下的议论，他都是努力靠近理论的前沿，并有所行动实践，像1999年两幅《立交》。

　　不再都去丢近取远，就地取材，画城市现代交通;不再担心它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完全出自自身的感受;不再忌讳形式主义的嫌疑，横直斜的搭配和黑白灰的组合，他摸索着一小批以黑白灰表现的立交作品，接着大批此类作品相继产生。这里边有镜象、真象、抽象、幻象、意象、叠象、联象、变象、乱象……给人一种另类的感觉。行健到了退休前后(实际上他总是那么充满活力)的一搏，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已极为难找(当然有些不想改变，有些想改变却改变不了)。至于改变的成就有多高，作为老同学，第一是支持，第二事情还在进行中，让我们慢慢地欣赏、观察、思索、比较，过早地一口咬定的评价，常常是靠不住的。

　　一批作品展览出来之后，有朋友提出“为什么不继续搞写实的，象《水乡世家》那样多有生活味!”但我注意到，他的这批作品常见有三个细节图示，一个是不准调头的交通标志;一个是向前的交通标志，无障碍、放心走的意思，一个是“风筝”，自由翱翔之意。我猜想他大概已下决心往前走。

　　我们都七十开外的人了，放肆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是冒点风险(算不了什么风险)，试一下，玩一把，应该不算狂妄。改变是件快乐的事情，拒绝是一种损失。我稍留意一些大画家，晚年也想试试改变，只是力不从心了，无可奈何。

　　在这些朋友看法中，有人提出画面重复。重复不要紧，系列作品就是意味着重复，倒是怕单调。重复而不单调就是成功。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我想，要增加些细节，现在画面上只有上面说的那几类，少了点。以我的观察，立交已不是初建时期的立交，尤其人们不难发现，现在立交已经被许多事物点缀了。比如说有下垂的花叶，有爬墙的植物，地下有阴生的绿丛。柔软的而有生命的植物，与坚硬冷冰垂直的水泥悄悄对话，柔情中有刚性，坚硬中有阴柔，丰富性加强，可视可观性增多了。

　　我们共同在广州生活很多年，虽不同在一个单位，但看展览开会活动常常在一起，而话也投机，观点也较一致。象是上天有意安排似的，我的大女儿、三女儿与他的女儿都移民到澳洲，而且都在悉尼的同一个埠里住着，有时在飞往澳洲的机上见，有时在悉尼超市见，有时在唐人餐馆里见，有时甚至猪肉档上也见……社会主义虽好，但人老了，老了要有可依，总是希望多在子女身边，看来走动将是我俩常态。在此安静的去处，又有我俩，共话往事，便是有意思的颐养天年。而蓝天、白云、绿地、阳光海滩、空气透明的澳洲是蛮迷人的。

(汤集祥 国家一级美术师 原广东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