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行健，1940年生于广东。1958年毕业于中南美专附中，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曾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全国版展组委、评委、主任评委，“全国艺术大展”艺术委员及“历史画和主题创作展”评委，第九届全国美展展区评委。作品曾入选全国美展、版展，美、德、英、日、泰等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国际性、区域性展览。曾应邀赴美国内布拉斯卡州立大学等多所大学、日本东京女子美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讲学交流，赴欧洲法、意、德、奥等国进行艺术考察。

　　将美术纳入正规教育领域是近代欧洲美术发展的产物之一。中国在清末民初逐渐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机构。在形成中国的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和作品中，其中一批重要的弄潮儿就是美术学院中的教师。可见，在近现代的中国美术史中，学院教育对艺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美术教育因国家的现实与诉求使学院的美术教育抛弃了之前的欧洲现代主义理念，形成了一套新的美术教育体系。作为主流美术创作的重要基地，美术学院的参照对象和教育倾向也就决定了主流美术的趣味与风格。因此，了解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对于理解和认识新中国主流美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种子与根源。在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成长下的第一代艺术家，皆离不开这种教育脉络。

　　科班出身的潘行健教授的受教育经历，正是这一教育体系下的代表。生长在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下，探索于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潮中，而时至今日依然在不懈地对自我的艺术创作进行提升与拓展。从潘行健教授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下成长的这一代艺术家某些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成为了新中国美术教育成就的佐证之一。

　　美术学院建立附中的教育模式来自于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八大美院陆续建立了其附属的中等专科学校，根据当时的“一边倒”国家政策，学习苏联制度所建立的美院附中的教育制度就“完全是按照了苏联当时的美术教育模式并复制了苏联美术学校的教育大纲”(谭天：《艺术与历史同行》)。潘行健教授作为中南美专首届附中生，一踏入正规艺术教育的门槛，就直接受到了苏联美术教育模式的影响。扎实的素描基础和写实能力是苏联美术教育的基础，这样的教学理念一直贯彻于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之中，从美院附中到本科的教学都一直以此为开端，直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教学模式的存在。苏联美术教育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其所强调的造型功底的基础训练，这一点是这一代艺术家的共同点之一。我们从潘行健教授的速写作品及其某些写实风格的版画作品中便可以感受到这种基本功训练的成果。他的速写作品不仅反映出瞬间把握对象的造型能力，而且也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代下的场景和人物，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真实”，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瞬间感受能够及时传达而形成的，这与新中国美术教育密不可分。

　　新中国的美术教育，除了对扎实造型基本功的技法训练外，更强调其画外功夫的培养，也就是进行思想熏陶与精神建构。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教育在艺术家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种痕迹在作品中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在其人生中则反映为某种乐观、热情的生活态度。作为新中国艺术创作的重要理念之一，革命现实主义就是“关心时局，参酌造化，富有时代气息。”(谭天：《艺术与历史同行》)而由这种新中国艺术创作理念培养出来的艺术家，实际上终身都将具有这种不变的情结，而改变的，也只是其作品中的对象及其图式语言罢了。

　　这一点在潘行健教授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过程。从早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军人、工人等新中国主流美术创作常见的对象。随着时间进入新时期之后，他的作品中更多的出现了象征时代新生的婴儿、象征中华民族的耕者等虽然写实却不写生的意象作品，这是艺术家对新时代的感受与对未来的期望。进入新世纪，我们发现，艺术家的作品有了新的突破，产生了新的艺术面貌，这就是他近十年在探索中的“立交系列”作品，虽然语言变了，但那种关注时代与社会变化的气息依然存在，我们从他的“立交系列”中读出的，还是一份“关心时局，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理念。

　　“立交系列”的出现，首先可以说是艺术家对现实都市生活的直观